家喻戶曉，2016年2月2日，中央第二巡視組向團中央書記處班子成員進行反饋時明確指出，共青團中央“個別黨員領導干部為他人偽造預備黨員身份”。在共青團中央的問題中，巡視組還指出其改革創(chuàng)新行動不堅決、措施不具體，對下指導不及時，“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問題仍然存在。

直言不諱地講，類似問題早已有之。既然這樣，那么該如何盡可能地根治之呢?筆者認為，正確答案就“隱身”于2016年8月2日新華社發(fā)表的有關新聞中，即根治之法在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fā)的《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里面。

實際上，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此方案的出臺系一個時間問題。換言之，中央第二巡視組的有關工作，只是客觀上加速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出臺的進程。

有關新聞表明，《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從四大方面、十二個領域提出了改革措施。第一，改進團中央領導機構人員構成、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第二，改革團中央機關干部選拔、使用和管理。第三，改革創(chuàng)新團的工作、活動和基層組織建設。第四，加大黨委和政府對共青團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

綜合之前的眾多新聞報道以及其它信源，誰都不難發(fā)現(xiàn)，此番改革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章程》指出，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學校，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因此，共青團中央改革意義深遠;并且必須“緊跟黨的步伐、走在群團改革前列。”

就本質(zhì)來講，共青團中央改革是再揭中國政改大幕。為何如此說呢?

首要的原因是，政改的大幕曾經(jīng)被揭開過，然后來又落幕了。

“十年浩劫”結束之后，中國最高層面逐步意識到，中國要健康、良性、可持續(xù)地發(fā)展，不僅要推動經(jīng)改，還要進行政改。后來，甚至還在一些層面上還進行了政改實踐。譬如，廢除領導終身制，而代之以任期制。然而，由于眾所周知或外界難以知曉的一些原因，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政改的基本就停滯不前了。在有的層面，政改還出現(xiàn)了倒退;而且，在某個時段內(nèi)，政改一詞都被敏感了。不過，多年來呼喚政改的聲音一直不斷。

其次，共青團中央的改革不是修修補補——無關體制性的東西，而是里里外外都動真格的舊貌換新顏——屬于體制性政改。

《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明確提出，“推進共青團改革，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一部分，是煥發(fā)共青團生機活力的重要舉措”;并且，新華社所播發(fā)的團中央負責人就共青團改革答記者問中表示，包括共青團在內(nèi)的群團改革是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與黨和國家其他各領域正在深入推進的改革一樣，共青團改革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他強調(diào)，要以問題意識認識共青團改革，“當前，面對黨和國家事業(yè)快速發(fā)展，面對社會環(huán)境和青年群體發(fā)生重大變化，共青團建設和工作中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地方。比如，部分團員光榮感不強，團的吸引力凝聚力不夠，工作有效覆蓋面不足。不解決這些問題，共青團就無法履行好黨賦予的青年群眾工作使命”。

顯然，共青團中央改革不僅在最高層達成了共識，而且上升到了政治的至高位置。換言之，這次從團中央開始的改革，是里里外外都動真格的舊貌換新顏——屬于體制性政改。即不同于往常的修修補補——無關體制性的東西。

再者，就全局來講，共青團中央系統(tǒng)的改革難度不太大，或者說改革阻力比較小。即共青團中央改革比較容易開花結果，而利于中國在更大范圍內(nèi)、更大層面上進行政改。所以，嚴格意義上的這輪政改，就從共青團中央開幕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共青團中央改革不是其系統(tǒng)內(nèi)的自查自糾，而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嚴令。

據(jù)媒體報道和其它信源，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秦宜智，以及其他數(shù)位前任都曾經(jīng)發(fā)過諸如“以自我革新的勇氣推動共青團改革發(fā)展”之類的指示，但這次的《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則是通過中央辦公廳發(fā)布的，而且是經(jīng)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和中央書記處會議都審議了的。也就是說，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一言以蔽之，筆者羅豎一認為，共青團中央改革是再揭中國政改大幕。所以，有關方方面面都理當認真對待，而積極地予以密切配合，以利于整個中國政改的進行。

(羅豎一，中國經(jīng)濟新聞聯(lián)播特約評論員。中國著名評論家、獨立學者、資深媒體人、調(diào)查記者、專欄作家，“中國好寫手”十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