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無論遇到大事小情，解決的思路基本上就是找關系，凡是能動用的關系一個也不放過。

每年在高考分數(shù)公布后、填報志愿前，在高校工作的老師們差不多都會接到一些親戚朋友的電話，咨詢某個分數(shù)能不能上“貴校”，報某個專業(yè)是不是保險等等。如果你根據(jù)往年的錄取情況，委婉地告訴對方說這個分數(shù)恐怕夠嗆時，咨詢者的下一句話一定是這樣的：“找找人，花點兒錢能不能上？”遇到這種情況，筆者一般都會很無奈，咨詢者可能不知道，被咨詢的人其實就是個教書匠，除了課堂上講什么大抵能說了算之外，其余的事基本上都辦不了。

不過，咨詢者的“找人花錢疏通”的心態(tài)，倒是頗具普遍性，可以稱得上是一種中國式思維。這種思維模式不僅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問題的處理中，甚至在譯介別的國家作家的作品中，也會不自覺地進行一番自認為合理的嫁接，直接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在林達的著作《一路走來一路讀》中，收錄了《真理與事實——漫談翻譯與文化》一文。文中講到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經(jīng)常會因為受自己本土文化的影響，想當然地去理解原作，這樣就有可能出現(xiàn)一些笑話，給讀譯作的人造成誤解。林達說他們?yōu)榱俗x得快，曾先讀了一下《華盛頓郵報》主人格雷厄姆的自傳《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的中譯本。讀的過程中覺得有些不對勁兒，比如格雷厄姆的父親剛剛買下《華盛頓郵報》時，就制定了一些辦報的原則，其中一條是“報紙的第一使命是報道盡可能接近被確認為事實的真相”，卻被譯成了“報紙的第一使命是一旦發(fā)現(xiàn)了真理就要宣傳它”，原來是將“truth”事實一詞，譯做了“真理”！

林達還講到了書中不少因文化誤解而形成的翻譯誤會。例如，在提到報道水門事件過程中的《華盛頓郵報》，接到法院要求報紙交出調查原始材料的傳票后，原文是這樣寫的：“In the end，the subpoeanas were quashed，but not before we had spent a great deal of energe and money?！弊g成中文的話應該是“最后傳票被撤消了?？墒窃诖酥拔覀円呀?jīng)花了許多力氣和錢?！泵绹x者都會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如《華盛頓郵報》對傳票有異議，就必須花錢請律師，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與律師討論如何與司法部門據(jù)法爭執(zhí)。然而，林達說看到的中文譯本卻將其譯作“最后在我們花錢疏通以后，傳票被宣布無效?！眱H僅這“疏通”二字，就會使中文讀者誤以為作者是拿著錢去賄賂法官了。對于譯者來說，這可能是他生存的文化環(huán)境中的條件反射。而對于美國讀者來說，這樣的闡述是不可能的。

看到林達的這段文字，我們在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源于譯者對中國式思維的爛熟于心。大概譯者真的以為世界各地法官都需要當事人去打點，可以去疏通。在法律人圈兒里，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中國公司在美國被人告上了法庭，經(jīng)聘請的美國律師分析后，認為我方勝訴的可能性極小。這時中方委托人就問律師，說我們能不能約法官出來吃個飯？聽到這個要求，美國律師驚訝得半天合不上嘴。美國律師隨后斬釘截鐵地回絕了。可后來一開庭，法官就開始怒斥對方當事人及其律師，對于我方鐵定要輸?shù)墓偎揪尤黄孥E般地贏了。中方聘請的律師在錯愕中問是怎么回事，結果他的委托人很神秘地說，“我們以對方的名義給法官寄了點錢”！

估計這個“黑”中國人的故事是杜撰出來的，不過聽過這個故事的人卻大都認同其中中方委托人思維模式的真實性。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無論遇到大事小情，解決的思路基本上就是找關系，凡是能動用的關系一個也不放過。這種中國式的思維，通俗地說就是求人辦事，今天你為了孩子入學來求我，明天我為了老人看病去求你，如此往復循環(huán)，形成了一個不求人辦不了事的怪圈兒，每個人都在埋怨，埋怨完了再繼續(xù)求人和被求，可見這種思維定式已然影響并蔓延到了何種地步。

這種社會痼疾的消除，需要制度的建構，也需要社會合力的作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還可以借鑒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做法，前提條件是對這些做法要有客觀真實的了解。所以，像《個人歷史》的譯者這樣，在遭遇外國人應對法律事件的故事時，想當然地認為通過花錢疏通關系而解決難題的神翻譯，會讓不明就里的讀者認為，在美國辦事原來也是可以走花錢疏通的路子的，號稱法治社會的美國也不過如此罷了。這種出于自身的思維定勢而造成的誤譯，傳播的是一種錯誤的不實的信息，它會影響我們對異質文化或制度之價值的評價和借鑒，作為譯者當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