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zhàn)爭和軍隊從來都是一個王朝開疆拓土，安身立命的手段和法寶?？v觀中國歷史，每一個“盛世”和“亂世”必然伴隨著征伐和交戰(zhàn)。而在每一場戰(zhàn)爭的背后，其實拼殺的是雙方的國力和財力。那么一場戰(zhàn)爭能花多少錢？讓我們從存世的餉銀中去窺探一二吧。

一提到大清朝，我們會想到康乾盛世時的繁榮與穩(wěn)定，然而除此之外，想到更多的可能還是晚清時期戰(zhàn)火四起，列強入侵，八國聯(lián)軍妄圖瓜分中國的衰敗與悲慘。戰(zhàn)爭是一件勞民傷財?shù)氖虑?，一場?zhàn)爭可能要耗費一個國家舉國上下幾年的生產(chǎn)積累。西方列強經(jīng)過工業(yè)革命的發(fā)展國力增長迅速，有著強烈的擴張欲望。中國作為東方的文明大國，地大物博，有著眾多的人口和豐富的資源，這正是西方列強所垂涎的。

要說一場戰(zhàn)爭有多么燒錢呢？我們以1883年至1885年發(fā)生的中法戰(zhàn)爭為例。此次戰(zhàn)爭是法國侵略清朝的藩屬國越南而引起的。在中法戰(zhàn)爭中，中國軍費開支約為每年2000萬至3000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約為7000萬至8000萬兩白銀。僅用于中法越南戰(zhàn)事就用去近1/3。這筆龐大的軍餉開支對當時的清政府來說是筆巨額的開銷，籌措起來相當吃力。雖然當時的清政府在中法戰(zhàn)爭之前，太平天國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多年，生產(chǎn)和生活基本平穩(wěn)，收入與支出每年略有盈余。但是，西北方面為抗擊沙俄入侵新疆，每年用于駐軍、練兵、資耗等開銷需要耗費大量軍餉銀。如此一來，抵御法軍的軍餉便捉襟見肘。在用盡各種加派、抽調，加價等財政手段后，清政府還大舉外債1600萬兩。顯然當時的中國無力承擔這場戰(zhàn)爭的花費。對當時的晚清政府而言，最大的財政支出項目便是軍餉。從中法戰(zhàn)爭的每年花費兩三千萬兩白銀，到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時每年已近6000萬兩，占到每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ㄙM異常驚人。故曰：“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養(yǎng)兵勇已”。試想當年如此重要用于打仗的軍餉銀而今可否見到實物？答案是肯定的。

在清代銀錠收藏的品種里有兩個非常稀有而且研究價值極高的名譽品種，一個是清代湖北五十兩官銀“甘餉”，另一個是四川省十兩官銀“海防”。甘餉五十兩銀錠存世僅僅數(shù)枚，其中一枚實物上鏨刻銘文：甘餉，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公濟益。此枚五十兩官銀是為光緒十一年湖北省征繳的稅銀用以協(xié)撥甘肅省的協(xié)餉，而此筆協(xié)餉正是清政府用以抗擊沙俄保衛(wèi)新疆領土完整的軍餉銀。1865年中亞浩罕國軍官阿古柏趁中國新疆局勢混亂之機攻占南疆七城，1871年5月沙皇俄國也趁火打劫，沙俄借稱替清廷討伐阿古柏派兵侵占伊犁地區(qū)，沙俄真實用意是奪取伊犁后，再用相同的手段進軍烏魯木齊，進而吞并整個新疆，瓜分中國，西北邊塞形勢危急，急需調兵保衛(wèi)邊塞。海防十兩銀錠同樣存世稀少，其中一枚上面銘文：海防，光緒十一年，匠張恒益。此枚十兩官銀為四川省所征繳的稅銀用以清廷籌辦海防發(fā)展海軍的經(jīng)費之用。進入19世紀的日本經(jīng)過明治維新之后快速崛起，作為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一直想要找到擴張國土的機會。日本先是背著清政府悄悄吞并琉球，并在1874年夏以臺灣島民殺死琉球船民為借口悍然出兵侵入臺灣，沿海防務頓顯緊張。當時的日本以兵微將寡之勢敢于侵犯臺灣，而清廷對此竟然無力做出武力上的回擊，對當時手握重權的清廷重臣李鴻章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無奈的是，李中堂早已被海上的敵人打怕了，剛剛不久前的中法海戰(zhàn)，中國在海上慘敗于法國的鐵船之下。此時清政府自知海軍太弱無力海上抗擊，決定不與日本開戰(zhàn)，最終雙方談判達成《中日北京專約》，中方對日賠款50萬兩白銀，換取日本從臺灣撤軍。不平等條約簽字后的第六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官員們就上奏朝廷，力陳海防事宜，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6條事項，請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江各督撫將軍討論。1874年12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上《籌議海防折》，力陳海防之急迫。

在這幾乎相同時間清政府同時面對西北沙俄進犯新疆，而東部又有日本的海上侵略，腹背受敵。由于加強海防發(fā)展海軍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對已經(jīng)在財政上捉襟見肘正準備對西北用兵急需籌餉的晚清政府來說，這是一筆難以承受的財政開支。因而引發(fā)了國家軍費分配的問題。隨之，國家戰(zhàn)略目標的緩急，海防與塞防孰輕孰重之爭發(fā)展成為全局性國家大戰(zhàn)略辯論。在爭論中直隸總督李鴻章認為新疆不復于肢體之無傷元氣，海疆不防則腹心大患。以目前之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蹶者哉？因此他建議罷出兵新疆之議，變塞防之資為海防之餉，以防制日本為重。然而現(xiàn)任陜甘總督左宗棠對李鴻章的停兵節(jié)餉之議頗為反感，曾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深知海防的重要性，不過他肩負著西北塞防重任，更知西北對國家的重要性。他指出，現(xiàn)在西北用兵之餉指沿海各省協(xié)籍為大宗，甘肅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于自顧分請停緩協(xié)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指之餉，大局何以能支？此時停兵節(jié)餉于海防未必有益，于邊塞則大有所防。左認為新疆戰(zhàn)略地位舉足輕重，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衛(wèi)京師，西北若臂指相連，形勢完整，他國自無隙可乘。因此他極力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決不能扶起東邊卻倒卻西邊。最后清廷采納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舉的方針。光緒元年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一個月后又任命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任命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有些文獻對有關海防與塞防之爭的評判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簡單的看作是左李兩個派系的權利斗爭，而是要不要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要不要維護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傳統(tǒng)觀點都是否定李鴻章肯定左宗棠，當時的清政府也是最終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左也不負眾望成功收復新疆，而李鴻章則面臨著福建馬尾水師和北洋水師先后全軍覆沒的恥辱。1875年以來在10年間，西征和塞防所籌軍費約8000萬兩，而1875年至1894年20年間，海防經(jīng)費總計4200萬兩，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軍建設，約1000萬兩被清廷挪作他用，如為給慈禧祝壽修建頤和園等。

在清末的30年間，西方列強在工業(yè)革命中通過工業(yè)技術大發(fā)展，大大增強了經(jīng)濟軍事實力，因而掀起了世界范圍內的侵略狂潮，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羸弱而且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國自然成為了列強覬覦的對象，國力虛弱的晚清政府陷入左支右拙的艱難處境，如何籌措足額軍餉以應對列強入侵，成為晚清政府直至滅亡也未能完成的難題。面對著見證這段歷史的軍餉稅銀實物“甘餉”與“海防”銀錠，不禁令我們回想起那段硝煙四起，晚清軍民抵御列強在西北以及東部沿海的多重入侵的艱難時期。以史為鑒，只有強軍強國才能真正讓中華民族邁上復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