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政權(quán)會以人的立場和意向為轉(zhuǎn)移，真正的藝術與文化卻永遠直指最原始的人心與人性。這也是為何文物會被承載賦予某種政治價值與政治認同感的原因。
“紅墻綠瓦、宮鎖珠簾”，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故宮最“致命”的吸引力，莫過于它的神秘莫測。即便已經(jīng)建立博物院90年，依然如此。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心態(tài)：越是好奇，越想走近它。然而長期以來，對于故宮與民眾之間的距離，輿論卻總會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比如太封閉、傳統(tǒng)、不接地氣，甚至在最后，大家往往都會將質(zhì)疑的原因歸結(jié)為兩個字：體制。
那么，事實究竟如何？
祝勇，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2011年走進這座“深宮大院”，既是學者出身，又帶著散文作家浪漫氣質(zhì)的他曾因《故宮的風花雪月》一書被不少“同好”于此的讀者所知。而在“慶院90周年”之際，他將再次推出新作《故宮的隱秘角落》?！翱陀^地說，這90年走得很不容易。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需要經(jīng)過累積的過程，今天我們眼中這個表現(xiàn)得越來越開放的故宮，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代代人長期不懈努力的結(jié)果。當然，故宮要更貼近民眾，還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完善，但回顧以往，用‘封閉’二字來評價故宮，有失公允。”在專訪的一開始，祝勇就如此對《中國收藏》記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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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堅持開放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終于變成了一座博物院，這一名稱概念源自西方?；实凵畹牡胤骄谷蛔兂闪瞬┪镌?？這在當時無疑是個石破天驚的消息。特別是自晚清以來，慈禧、光緒、珍妃之間的關系、恩怨等等，已經(jīng)通過各種畫報、民間筆記小說廣為流傳，老百姓特別關注。祝勇曾經(jīng)研究過故宮開放當天北平的很多報道，“人們蜂擁而至，很多觀眾甚至趴著窗，就是為看一眼后宮到底是什么樣?！?/span>
采訪中，他以1925年為起點，給故宮博物院的90年做了一個粗略的分期——第一個時期是1925年到1937年，日本占領北平之前的12年，這是故宮博物院建立、草創(chuàng)、奠基、開放的12年，這期間不僅實現(xiàn)了紫禁城后宮對民眾的開放，而且相關文物的整理工作也馬上開始進行；第二個時期是1937年到1949年，當時日本占領了北平，同時也占領了故宮博物院，抗戰(zhàn)8年被稱為“日偽故宮時期”；第三個時期是1949年到1979年，在祝勇看來，這30年有點兒像1925年故宮草創(chuàng)后，因為歷史又回到了新的起點；第四個時期則是1979年至今，這個大發(fā)展與大轉(zhuǎn)型的時期也是現(xiàn)在的人們相對更加熟悉的。
“之所以說故宮不封閉，一直開放、堅持辦展覽就是很好的證明，我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祝勇說。
比如人們熟知的故宮文物南遷與西遷，這在世界博物館發(fā)展史上，都是文物保護值得濃墨重彩的獨特一筆。但即便是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之下，一路上，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還在堅持辦移動展覽，目的很明確——激發(fā)國人的愛國熱情。據(jù)說，展覽反響非常熱烈，更加堅定了當時全民抗戰(zhàn)勝利的信心。
而且，彼時的故宮不僅在國內(nèi)辦展覽，還走出了國門。比如在1935年，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展覽；上世紀40年代初，故宮文物赴蘇聯(lián)，參加了在莫斯科、列寧格勒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其中在英國倫敦舉辦的故宮文物大展，為了體現(xiàn)對展覽的重視，當時英國專派軍艦負責文物來回的接收，以確保安全。展品則上至商周青銅器，下至宋元名畫，活脫脫呈現(xiàn)出一部較為完整中國的文明史?！皞惗氐倪@個展覽，去了很多國民黨政府官員和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把大展辦到歐洲就是要宣傳中華文明，讓全世界不要小看中華民族，同時讓世界知道中華文明的淵源流長，絕不能毀在日本的鐵蹄之下，以爭取國際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援。轟動的效應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個特殊的例子是在“日偽故宮時期”。事實上現(xiàn)在很多人不清楚，從故宮遷徙的文物只占了一部分，還有很多都留在原地。根據(jù)當時的統(tǒng)計，留在北平故宮的文物多達118.9萬件。時任院長馬衡已經(jīng)隨文物西遷，留守的負責人是總務處長張庭濟。這是后來學術界中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人物，因為在日軍占領故宮后，依然采用張庭濟來負責故宮的日常管理工作，這意味著其任了偽職，要從日偽政府領取薪水。不過祝勇還是認為，僅從守護文物、維護故宮運營的角度而言，不能完全抹殺張庭濟的功勞——8年間，故宮還在堅持對外開放。尤其是1945年10月10日，恰恰是故宮建院20周年當天，太和殿中舉行了華北日軍的受降儀式，故宮終于又回到了北平政府手中。而除了一些銅缸被日軍在戰(zhàn)事后期拿去造子彈外，文物幾乎沒有損失。
資料顯示，除了“文革”最亂的三年中，周恩來總理為保護故宮文物不被“破四舊”而下令關閉以外，無論時局如何變化，故宮的展覽、對外開放一直未曾間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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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星云集之地
身為中國最負盛名的博物院，90年來，故宮的“誘惑”絕不只是存在于平民百姓間。
據(jù)祝勇介紹，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初創(chuàng)的第一個時期，北平已是文化和學術之都，特別是“五四”以后，很多的學術巨匠都聚集在此，這為故宮博物館利用人才資源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隨著宮殿文物、檔案、資料的逐一公開，大量的知識分子都介入了對故宮的研究，助力故宮作為博物院的功能全面展開。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還成立了故宮理事會，很多文化大師包括蔡元培等人紛紛加入其中。理事會成員甚至還包括不少當時的政界“大佬”級人物——蔣介石、汪精衛(wèi)、于右任、張學良……可謂群星熠熠。而從政府的層面來看，不管是北伐之前的段祺瑞，還是北伐之后的蔣介石，在撥款資金等方面對故宮博物院的重視程度都不曾減低過，甚至可以說是不遺余力。
當時針指向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9年的這30年間，故宮再一次迎來“新生”。之前因為戰(zhàn)亂而分離的文物，比如南遷西遷的、還有溥儀帶到“偽滿洲國”的，終于為多年漂泊劃上了句號，與留在故宮的文物完整重聚。而從1948年開始，古物陳列所這個原屬“前朝”的范圍被劃給了故宮，前后打通，形成了今天完整故宮的面貌。由此，其他各種展覽、研究、出版也更加熱熱鬧鬧地開展了起來。這當中有個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學術界關于沈從文先生究竟有沒有在故宮工作過的疑惑。祝勇說，1956年、1957這兩年，時任院長吳仲超開始為“重生”的故宮四處搜羅人才。而在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先生工作于歷史博物館，工作地點就在今天的午門，由于當時的午門是歷史博物館，并不屬于故宮博物院，這讓很多人誤以為沈先生是在故宮工作。據(jù)說，這段時期是沈從文人生中的“低落期”，就連自己的學生、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來歷史博物館視察，他都避而不見。后來，吳仲超想調(diào)沈從文到故宮工作，猶豫再三的沈從文沒有應允，但接受了特聘研究員的身份。于是，故宮博物院在其北面給沈從文安排了一間辦公室，他每周過來一兩次，重點是幫助織繡組工作、進行專家指導。
有歷史研究學者認為，從“五四”運動到“文革”前這段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學術研究上的激情、迸發(fā)力與思想自由的程度是遠勝于之后的。顯見此時的故宮，在充實實力，整理、展覽上都得到了長遠發(fā)展，種種因素促使這里的一切比較順利地走上了正軌。據(jù)悉，當時大學的美術史、藝術史等教材，很多都是出自故宮。隨后，受“文革”影響，故宮關閉三年后于1971年重新開放，由此進入了比較平靜的研究展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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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國脈”
通過上述回顧，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這樣的聯(lián)想，雖然中國的文物不是僅留存于一座故宮，但一直以來，它儼然成為了中華文明象征的一個難以取代的“符號”，鑒于此，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之下，文物會超脫本身的文化意味，被用于、以至帶來其他更廣泛的效應，比如政治、比如精神。
“我認為故宮的文物，是文化‘國脈’的象征。今天故宮文物的最大一筆遺產(chǎn)來自清朝的皇家收藏，從‘康雍乾’開始。在那個時代，天下的文物基本上都集中在皇家手里，流落在民間的特別少，特別是經(jīng)典文物。所以故宮的文物是流傳有序的，歷朝歷代，一代代這么傳承下來，這就絕不僅僅是文物值多少錢的問題。”祝勇回答道。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當年戰(zhàn)火紛飛的狀況下，國民黨政府還要將文物運往臺灣。不僅是因為其珍貴、值錢，而是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看來，有了文物在，臺灣就不再是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而是順承了文化“國脈”，會顯得“名正言順”。
提到流入臺灣的故宮文物，現(xiàn)在很多人都認為占了當年故宮文物的大部分以及優(yōu)質(zhì)部分，實際并非如此?！爱敃r運走的是極小一部分，因為條件所限，只有三艘軍艦。據(jù)統(tǒng)計，南遷文物匯集在南京的13491箱，運到臺灣的是2972箱，不夠一個零頭?！?/span>
由于戰(zhàn)況緊急，文物運臺的時候，并沒有經(jīng)過仔細挑選，而挑選的標準當年也與今日有所不同?！爱敃r的標準基本是集中在書畫瓷器和青銅器，而其余的很多是不入當時人的“法眼”的，比如說家具。另外，像清代的皇帝、后妃的巨幅畫像，每一幅都有一間屋子那么大，由于國民政府是反清的，所以也不拿走；還有一些大型玉器，太占地方于是也留了下來。再說匆忙也讓他們有些措手不及，比如有些皇帝自用的東西，進貢的也好，或者是江南織造、內(nèi)務府打造的也好，原本都有精美包裝。走的時候擱不下，他們就留下了盒子，而盒子本身也是文物，當年造成的分家讓現(xiàn)在兩岸故宮必須合作來研究。”祝勇告訴記者。
無論是抗戰(zhàn)時赴外辦展，還是部分文物被運往臺灣，抑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舉辦“偉大的祖國”展覽用以振奮人心，再到“文革”時期帶有意識形態(tài)和階級斗爭色彩的泥塑《收租院》走進故宮公之于眾……政治與政權(quán)會以人的立場和意向為轉(zhuǎn)移，真正的藝術與文化卻永遠直指最原始的人心與人性。這也是為何文物會被承載賦予某種政治價值與政治認同感的原因，特別是對于故宮，這樣一座被濃縮為中華文化符號的院落來說更是如此。或許，故宮給世人留下封閉、被體制所左右的印象，與此也有一定關系。
當然客觀地說，只要不是在某些特殊時期的“過于政治化意味”，我們在看待文物、文化、交流的時候仍然應該試著讓眼光“開放一些”。以近年來兩岸故宮的合作為例，據(jù)祝勇介紹，2002年鄭欣淼就任故宮院長，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訪問臺北故宮，當時對方的院長是“綠營”的杜正勝，兩岸關系正處于“冰點”的臨界處。這種情況下，鄭欣淼的到訪無疑被輿論視為非常大膽的舉動，引起了很大轟動，建立兩岸故宮正常的交流從那時起開始在摸索中一步步前行。后來，著名文物專家朱家先生到臺北故宮做報告，座無虛席，他的開場白即為“我的故宮同事們”，全場頓時掌聲雷動……
“因為兩岸有著共同的文化血脈，我反而認為現(xiàn)在的我們沒必要為當年文物去了臺灣而感到心痛，因為有它們在，至少證明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祝勇感慨道。
也許，一方面是博物館應有的公眾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文物保護，當兩者碰撞，必然會有矛盾之處。公眾希望故宮打消神秘感，別那么被“左右”，開放得越多越好的迫切愿望在情理之中；但從守護的角度而言，文物保護總是置之首位的，“這不是圖一時之快的事，我們的后代子孫也有看文物的權(quán)利?！辈稍L臨了，對于守護二字的總結(jié)，祝勇表現(xiàn)得很堅定。
寫到此，回過頭再看文章開頭的疑問，故宮封閉嗎？或許未必。90年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體制，其實沒有必要太糾結(jié)于當中的那些“不得已”。只不過，民眾與文物的距離只隔著一所故宮時，能不能向著彼此的了解之路再邁一步？這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