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日子，我去拜訪西藏博物館名譽館長葉星生先生，正巧遇到了慕名而至的蒙古海喇嘛。
據(jù)葉先生介紹，海喇嘛因為知道葉先生的收藏方向，因此一旦在蒙古發(fā)現(xiàn)好東西，就會風塵仆仆地給葉先生送來。有一次，居然背來一塊大石頭，令葉先生十分感動。
海喇嘛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那些東西飽含著佛教文化思想，有宗教傳承，是文化寶貝，這種意識難能可貴，他不是用錢來思考問題的。
不過，一個普通僧人用最樸實的行動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對文物的理解，整個社會卻未必具有。只要一尊佛像出現(xiàn)在社會上，那么對它的評價，往往是值多少錢。今天主流的思維表現(xiàn)是：價格越高價值就越高。
葉先生收藏了一個元代薩迦的陶質油燈。薩迦是藏傳佛教的重要流派。據(jù)說，這樣的陶燈只有兩件，文革期間被毀掉了一件，僅存的這一件便在葉先生手中。
陶燈為葫蘆型，形似一個從中間切開的葫蘆，它證明了元代時中國就已經有了葫蘆創(chuàng)世的神話。這種文化被薩迦所接受，把它做成神燈。陶燈是一種文化憑證，使我們得以看清，這個民族是怎么成長的，這個民族的文化是如何一點點積累下來的。從經濟角度而言，這樣的油燈不值錢，它只是陶質的，但它卻有重要的文化價值。
葉星生類似的收藏眾多，曾經得到過我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但是在籌備相關的民辦博物館時，他仍然明顯感覺到，國家缺少一種責無旁貸去支持民辦博物館的決心，缺乏海喇嘛式的執(zhí)著。
現(xiàn)實的確如此。
2010年11月，旨在打造全球文化藝術品之都的北京文博會人氣爆棚。作為活動的組成部分，“博物館與城市文化發(fā)展論壇”也在文博會期間舉行。博物館之于城市，博物館之于北京，這樣激動人心的話題引發(fā)了海內外博物館專業(yè)人員的熱烈探討。然而，就在這一探討博物館未來發(fā)展的論壇上，中國民辦博物館竟然缺席，無人參加。在2010年歲末，北京沒有民辦博物館的位置，未來北京城市發(fā)展中，也沒有民辦博物館的位置。擺在民辦博物館面前的，就是這樣冷冰冰的事實。
2010年11月18日至19日，另一場“民辦博物館發(fā)展論壇”在成都舉辦。然而，眾多參加該論壇的民辦博物館館長們再次感受了失望。
他們發(fā)現(xiàn)，在成都獲得登臺演講機會的，是三家大型民辦博物館館長，他們分別是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王彬，其背后有文化產業(yè)投資中心做資金后盾；觀復博物館館長馬未都，其管理主要由基金會來掌控，略有盈余；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資金來源于建川實業(yè)集團。然而，一直急需資金及政策支持的中小民辦博物館根本沒有發(fā)出聲音的機會。
按道理說，對于今天這樣一種場面，民辦博物館應該是有心理準備的。
2010年2月，國家文物局、財政部等七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促進民辦博物館發(fā)展的意見》，這令民辦收藏界激動了一番。然而，一年過去了，該意見至今尚無一條扶持政策落到實處，“促進民辦博物館發(fā)展”，只是空談了一年。
民辦博物館一直認為：民辦博物館最需要雪中送炭，而政府熱衷于錦上添花。這一狀況在近期再一次被印證——國家政策出現(xiàn)重大調整，明確提出將文化產業(yè)戰(zhàn)略作為未來發(fā)展的重點，民辦博物館似乎再次迎來了轉機。地方政府，紛紛忙著將博物館與旅游資源掛鉤，探討民辦博物館如何為推動地方經濟做貢獻。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這就是各地政府為民辦博物館找到的最新定位。
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真的應該是民辦博物館的新定位嗎？
北京科舉匾額博物館館長姚遠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更多政府官員有著共同的良好理想，他們希望所有的民博都能成為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都能市場化，這樣不僅國家不用花錢，減輕財政負擔，而且能增加稅收，安置就業(yè)人員。如果這樣，民辦博物館既是當?shù)氐囊粡埼幕?，更是一種文化政績。再好的文化，只要沒有顯著的經濟效益，只要與政績掛不上鉤，則不但不會關注，甚至會無情地被損毀，包括珍貴的歷史遺存。這種短視看法，在于不知文化是強國之本。發(fā)達國家，之所以給博物館定位為非贏利，就是為了讓博物館有別于市場化的文化。如果所有民辦博物館都成了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那才真正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按照姚先生的看法，只要用產業(yè)和政績?yōu)樗伎计瘘c，而不是用文化以及公益事業(yè)來理解民辦博物館，民辦博物館的未來之路一定跑偏，而大量不具備產業(yè)與政績特征的重要文化，可能在這場新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浪潮中被淹沒，甚至被消失。
歸屬不明，位置模糊，運營困難，這是民辦博物館一直面臨的尷尬處境。對此，全國工商聯(lián)古玩業(yè)商會會長、中國民辦博物館學會會長宋建文認為：
“這些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關鍵在于政府的管理觀念沒有轉變，沒有真正重視民辦博物館的生存。政府如果認識不到博物館初級階段的發(fā)展現(xiàn)狀，認識不到民辦博物館的公益性、社會性特點，包括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承性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就不會切實地促進民辦博物館發(fā)展，激發(fā)他們的活力和動力?！?/span>
說起來，我國的社會情況比較特殊，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博物館形態(tài)的特殊性需要在觀念上重新梳理。
以國外為例，大多數(shù)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博物館都是社會化博物館，也就是由社會力量興建，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資助與扶持。以美國為例，美國大約4400家私立非營利性博物館，約占美國博物館總數(shù)的65%，而許多私立博物館可以從各級政府獲得財政或其他資助。例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市政府為該館免費供電、供暖并負責設施及藏品安全。此外，每年還負擔該館大約三分之一的運營維護費用。墨西哥藝術博物館則與當?shù)卣炗喠艘豁梾f(xié)議：在50年內每年舉辦一項展覽，能換取市政府74萬美元的經費支持。
對于我們來說，社會化博物館是陌生的，很多人習慣性地認為，國家博物館由國家來管天經地義，民辦博物館憑什么要國家來管，最多出臺政策支持下就夠給面子了。只有民辦博物館對此才有更為深刻的體驗，正如姚遠利先生所說：“如今不少官員對于民辦博物館，決策依據(jù)是陳舊的公私觀念。這種陳舊的公私觀念，決定了民辦博物館的生死存亡?！?/span>
如今，國家政策已經確立了國家博物館與民辦博物館的同等地位，未來將是同等地位、區(qū)別管理的階段。那么，區(qū)別管理究竟是怎么管？我想，應該是充分尊重民辦博物館的藏品私有性，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與發(fā)揮私有藏品的社會公益性。隨著全國博物館與美術館的全面免費開放，國家對博物館的社會公益性得以強化，而這種社會公益性中，民辦博物館同樣不應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