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受邀參加了不少關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研討會。一些智庫同行感慨，十八大以來，雖然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國內近年來也新建了許多智庫，但整體上看，中國“智”少“庫”多的現狀仍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反而出現了“智”與“庫”斷層(即“庫”蓬勃發(fā)展、“智”止步不前)的失衡趨勢。這是目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進程中相當值得警惕的、且需要扭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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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從歷史傳統(tǒng)和現實進展兩個維度上積極評價和客觀看待智庫的作用
中國的“智”并不少
中國歷朝歷代都不缺乏謀士，也不缺乏治國理政的優(yōu)秀思想傳統(tǒng)，像《戰(zhàn)國策》、《孫子兵法》等經典古籍，均出自古代智庫人之手。古代許多謀士因此還得到重用，成為輔佐君王、匡時濟世之才。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國優(yōu)秀謀士的此起彼伏、代際相傳，是中華民族能夠長期抵御外敵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現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大成功，也得益于諸多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各個行業(yè)優(yōu)秀研究者的建言建策。中央文件常常會出現類似“集體智慧的結晶”的表述，實際上就是對大量優(yōu)秀智庫思想者貢獻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后者對各類形勢的正確分析和及時糾偏，是決策者在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沒有犯不可逆的戰(zhàn)略錯誤的保障力量。
可見,無論從“智”的數量,還是“智”的質量來看，中國謀士們（或者說“智庫學者”）對國家的貢獻都是巨大的、值得尊重的。相比之下，美國許多有名的智庫學者，看似思考很有深度，也受輿論關注，但他們的結論與判斷未必有助于國家的發(fā)展。美國過去20多年的對外戰(zhàn)略犯了無數錯誤，危機頻發(fā)、國力衰退，與美國智庫界看似熱鬧、實則存在謬誤的虛假繁榮有很大關系。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不必崇拜美國智庫的所謂“智”，而應從歷史傳統(tǒng)和現實進展兩個維度上積極評價和客觀看待智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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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給人感覺中國的“智”很稀缺？
雖然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中國都不乏能人、真智慧，但當下的“智”的確不盡人意，顯得相當稀缺。這是為什么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源于新時期中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狀況。
第一，中國前所未有地與世界融合在一起，全球源源不斷涌現的“智”稀釋了中國“智”的曝光率與影響力。當下，“中國制造”無處不在，大約5000萬華人華僑旅居世界各地，每年中國有1億多人次出國。從來沒有一個歷史時期中國與世界的交融度像現在這么高，也從未有一個時期的中國人像現在這樣“眼界大開”。每天中國都有大量的圖書進口，受到外界觀點的“狂轟亂炸”，被各類海外“高人”指點江山，此時，中國的思想“生產力”明顯跟不上世界的產量，質量的差距也很大。據稱，目前中國圖書出口與進口的比例超過1:10?？梢?，中國的思想處于嚴重“逆差”狀態(tài)，仍沒有走出“西強我弱”的學理慣性。中國智慧面對全球的沖擊，并沒有足夠的解釋力、防御力和穿透力。
第二，中國發(fā)展的矛盾多發(fā)期，前所未有地需要大量思想的決策支撐。一方面，中國正在對全球產生實實在在的塑造力和推動力，但這種融合度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摩擦。加之全世界處在高度復雜的轉型期、變動期和探索期，國內改革也處在高度的敏感期，亟需大量優(yōu)秀的政策建議。相比決策者日益增多的咨政需求，中國的“智”的確顯得供給不足，甚至捉襟見肘。目前中國智庫數量達上千家之多，但真正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可為決策者所使用的智力支撐的智庫并不多?？梢哉f，要應對全球化的新情況，統(tǒng)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解決各種全新的矛盾，僅僅依靠中國積累了3000多年的內向型傳統(tǒng)智慧是遠遠不夠的。
第三，中國目前對智庫的管理機制，使得一些“智”者不容易被輿論發(fā)現，一些智庫學者的“智”潛力沒有被充分地激發(fā)出來，有些甚至受到了抑制。在智庫圈，有一條“潛規(guī)則”是，“知道的，說得少；說得越多的，往往知道得越少”。這恰恰是離決策層近、決策影響力大的學者遇到的“悖論”式困境。許多時候，一種思想一旦進入“內參要報”系統(tǒng)，或被決策者采納，或受委托做某個重大項目，往往意味著該思想就只能內部消化，無法得到社會傳播。換句話說，中國的“智”許多都被人為地“藏”起來了。人們平時從公開輿論和媒體中看到的言論，僅僅只是諸多優(yōu)質思想的“冰山一角”，大量優(yōu)質的思想是無法“見光”的。如何讓智庫思想更加透明化、社會化和外向化，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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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也需要“供給側改革”
中國的“智”看似較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古以來有著士大夫情結的中國知識分子，往往認為智庫的唯一功能，至少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報內參”。筆者遇到過不少學者，他們大談，“這個觀點我已經報內參，不能公開寫”，“這個看法我內部說過許多次，但肯定不能在媒體上說”云云。類似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研究無禁區(qū)，宣傳有紀律”。
然而，在當下輿論多元化的時代，中國智庫學者不必過于談“內參”色變，或唯“內參”是從。筆者曾與一些決策圈的人士溝通，后者常抱怨，“內參”往往會被相關審稿人刪去棱角，讀起來不過癮。正是這個原因，當下的中國決策者越來越關注輿論中的優(yōu)質思想，尤其是網絡中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好文章。一位離中央決策者很近的人士透露，“我們不想錯過任何有價值的觀點和建議”。
在這個背景下，學者需要做到內外兼顧，既需要經過內參渠道服務決策者，也要在相關紀律允許的情況下，把握好受眾差異的原則，多到公開的平臺上去講、去說，與更多人分享智慧，也使自己能夠無約束地表達思想。
智庫學者除了要有更多的公眾服務意識之外，決策者也需要有更多的社會平等意識，既要鼓勵學者多向社會表達有助于政策推進和國家建設的觀點，進而構建決策層與社會的溝通橋梁，也要充分尊重學者的智力勞動，進而讓學者將更好的思想奉獻給決策者。
由此可見，決策者必須發(fā)自內心地認識到智庫在現代國力競爭中所發(fā)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必要時學會捧舉一些智庫學者，讓智庫學者真正成為決策者的座上賓、對外影響力上的放大鏡。國力的競爭不僅體現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方面，還應在媒體、文化和思想層面一較高下。決策者務必把智庫納入到整個國力的范疇之中，并將智庫視為國家影響力的一部分，這對于國力提升意義重大。
早有評估說，基辛格、福山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噸量不亞于美國國務院整個公共外交系統(tǒng)的工作業(yè)績。但基辛格、福山不是一日形成的，與美國決策者和智庫生成體系的長期培養(yǎng)密不可分。中國軟實力要提升，需要有“中國的基辛格”、“中國的福山”。這得靠中國決策層、智庫本身以及學者本人三方面共同、長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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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目前中國智庫呈現出來的迅猛發(fā)展的趨勢不是什么壞事，關鍵是抓住目前的熱潮，真正將智庫力量的潛能發(fā)揮出來，將當下傳統(tǒng)智庫“存量”進一步盤活，在對內社會服務與對外話語表達上進行一系列改革和結構調整，對新增智庫的“增量”進行正確引導，加強他們的外向功能，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智庫工作，體現出行業(yè)包容力。換句時髦的話說，智庫也需要“供給側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智”少“庫”多的失衡趨勢，真正構建更好的智庫生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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