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學校園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師變成歷史學家，楊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擁有中國社科院學術(shù)咨詢委員會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諸多身份的楊天石，因為長期研究蔣介石這一歷史人物而廣為人知。
楊天石是中國大陸最早讀到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之一。2006年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在此之前，楊天石和他的同事就早早來到附近租房而居，等著查看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自2008年開始，他陸續(xù)推出“蔣介石日記解讀系列”，至今已有三輯，在歷史學界與公共領(lǐng)域中均引起極大關(guān)注。
但楊天石并不滿足于簡單陳列材料，他還大量閱讀相關(guān)的檔案材料和文獻，加以佐證，反復比較、勘核。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二輯的序言中，楊天石曾明確指出：“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的依據(jù)當然是人物的言與行。蔣介石日記由于主要供個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較多的政壇秘密和個人內(nèi)心世界的記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視。但是，僅僅依靠日記是不夠的，必須根據(jù)大量的檔案、文獻，鉤沉索隱，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奧秘，有所發(fā)現(xiàn)。本書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據(jù)的蔣氏日記不過幾句話，但所依據(jù)的檔案和文獻，卻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兩岸的結(jié)果。”
因此，在作家吳思等專業(yè)讀者看來，即使蔣介石日記全文出版了，“蔣介石日記解讀系列”仍然不可替代，因為“它既把我們帶到蔣介石的視角里，又幫助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至于陷進去。”
楊天石從上世紀70年代起，投身于中華民國史的研究。他開始時研究孫中山，后研究對象才轉(zhuǎn)到蔣介石。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楊天石就以這批資料為主要考據(jù)對象撰寫了一批論文。2002年，這些文章結(jié)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后，楊天石又多次到臺灣，研讀蔣介石帶到臺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jù)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另一批論文，在學界的影響力日益顯著。2006年3月，寄存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楊天石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xù)開放蔣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楊天石再次受邀訪問該所。
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的第一篇文章《中山艦之謎》發(fā)表于1988年，當時受到了胡喬木同志的肯定。2001年，《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jīng)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楊天石的研究歷程并非一帆風順。據(jù)楊天石在自序中描述，2003年曾有人在根本沒有看過他作品的前提下，就化名給中央領(lǐng)導和有關(guān)機構(gòu)寫信，“張冠李戴，毫無根據(jù)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jīng)處于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lǐng)導和中央有關(guān)領(lǐng)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態(tài)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xù)。”
日前，楊天石受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之邀，前來做了一場專題演講。被稱為“蔣介石研究權(quán)威”的楊先生，面對公眾作了個有趣的比較：“在大陸，蔣介石由鬼到人;在臺灣，蔣介石則從神打成鬼，再到人。對于蔣介石的認識，我們可以更加全面?！痹诮邮苎虺峭韴笥浾邔ＴL時，他以個人經(jīng)驗，重申“史實比原則重要”，并指出史實是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也是檢驗歷史著作科學性最重要的標準，“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從原則出發(fā)’”。
我的道路：學文、研哲，治史
羊城晚報：您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非歷史學科班出身。能談談您最初接觸歷史研究以及投身其中的經(jīng)歷嗎?
楊天石：我于1955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有一段時期，立志研究唐詩，因為唐詩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學的高峰，我想研究其原因。后來參加編寫《中國文學史》，寫的也是唐代詩歌的有關(guān)部分。只是在修訂該書時，我轉(zhuǎn)到了近代文學組，撰寫鴉片戰(zhàn)爭至五四前夜文學的有關(guān)章節(jié)，如黃遵憲、“南社”等的有關(guān)內(nèi)容。
這一時期，我還參加編著《近代詩選》，選注龔自珍、林則徐以至柳亞子等近代詩人的作品，這可以說是我和中國近代史發(fā)生關(guān)系的開端。我的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是《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探討這一思潮在近代思想、文化發(fā)展中的作用，那是在研究南社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發(fā)表于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機關(guān)刊物《新建設(shè)》2005年第2期。這樣就漸漸向哲學、歷史方面的研究靠攏了。
羊城晚報：很多著名的歷史學家都非科班出身，但不同學科的背景充實了他們的歷史研究。您今天的工作有多少受惠于自己的背景?
楊天石：我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了一個對拖拉機手進行短期培訓的農(nóng)機學校，兩年后調(diào)到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書?！拔母铩逼陂g，主要是研究中國哲學和佛學。
1972年，我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哲學史知識讀物《王陽明》，印數(shù)高達30萬冊。1974年我又應邀參加近代史研究所的協(xié)作，編選“南社資料”。繼而在1977年，我參加了《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寫作，其形式是“義工”，不轉(zhuǎn)關(guān)系，不拿報酬，不減輕在原單位的工作。直到1978年4月，我被正式調(diào)入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組。
因此，我的道路大略是：學文、研哲，治史。為什么如此?可以說，一是個人追求，二是命運安排。學文，使我有較好的文字功力，懂得如何做學問，如何做考據(jù)、?？薄⒆⑨?研哲，使我學會思考。這兩方面的經(jīng)歷都使我在治史時受益無窮。
羊城晚報：有資料稱，您在大學時因勤于讀書，被視為走“白?！钡缆?。這段經(jīng)歷對您后來的研究有影響嗎?
楊天石：我在北大的時候，確實曾被視為“白?！钡湫?，受到批判，但我并沒有因此改變一輩子做學問的志向。相反，卻加強了奮斗不止的決心。小說《紅旗譜》中的主人公朱老忠有句話“出水才看兩腿泥”，這一度成了我的人生格言。
羊城晚報：在成為歷史學家的道路上，誰對您的影響最大?
楊天石：在研究歷史的道路上，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長李新對我影響最大。我學的是文學，曾經(jīng)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只是個中學教師，但是李新先生毫無猶疑地接受我參加《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寫作，后來，又讓我主編第二編第五卷。他主張以樸素的語言寫作，批評我的文風如“老太太頭上插花”。他主張寫歷史，在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寫些套話、廢話，但是不能寫一句假話。
我一直堅持認為史實比原則重要
羊城晚報：您研究蔣介石的第一篇文章《中山艦之謎》發(fā)表于1988年，受到胡喬木的肯定。從那時起，您對蔣介石的研究似乎也一直和時代社會、歷史學界的轉(zhuǎn)變同步。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楊天石：這篇論文發(fā)表于《歷史研究》后，胡喬木曾幾次對中共黨史學界講話，夸獎這篇文章真正解開了“中山艦事件”的謎團，具有世界水平，希望黨史學界學習，也寫出這樣的文章。不久，他在接見我時，也特別提出：“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span>
我的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重視，主要原因在于，我沒有采用無根據(jù)的、想當然的舊說，而是從可靠的史料(包括蔣介石日記)出發(fā)，做出了符合實際的結(jié)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指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fā)點，而是它終了的結(jié)果?！薄安皇亲匀唤绾腿祟愐m合于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是在其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之時才是正確的。”
多年來，我一直堅持認為，史實比原則重要，史實是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也是檢驗歷史著作科學性最重要的標準。我覺得，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從原則出發(fā)”。
羊城晚報：既然“史實比原則重要”，那您在研究中，有過因為發(fā)現(xiàn)新材料新事實，而改變自己之前觀念和認識的情況嗎?
楊天石：我研究的第一個民國人物是孫中山，因為當時在寫《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chuàng)立》，我執(zhí)筆的部分是“同盟會成立后的革命斗爭”。在這個第一編出版后，我接到的任務是主編《北伐戰(zhàn)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這個時期的主角是蔣介石。
當我從史實出發(fā)，而不是從“原則”出發(fā)的時候，就自然產(chǎn)生了許多不同于舊說的新看法。例如孫中山，我認為他痛恨資本家，主張“節(jié)制資本”，追求和向往社會主義，定性為“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比較合適。
又如蔣介石，研究他在抗戰(zhàn)中的種種表現(xiàn)，我認為他在這一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時期，領(lǐng)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zhàn)，對內(nèi)聯(lián)共，對外與美、蘇、英等國組成世界反法西斯聯(lián)盟，對抗戰(zhàn)的勝利立有大功。舊時一味批評他“消極抗戰(zhàn)，積極反共”，“袖手旁觀，坐待勝利”，是錯誤的。所以，學者如果從史實出發(fā)，而不從錯誤的“原則”出發(fā)，就會發(fā)現(xiàn)，需要更正、修訂的舊說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對歷史人物“愛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惡”
羊城晚報：作為研究蔣介石的權(quán)威專家，您如何評價蔣介石?
楊天石：具體的評述你可以參考拙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一至第三輯。簡單說來，我認為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
評價歷史人物，我的標準是，第一，看他的活動，是否推動社會生產(chǎn)力前進，有利于國家富強，經(jīng)濟發(fā)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動中國文化走向更高的層次。第三，看他的行動、政策是否對中華民族和中國老百姓有利。如何對蔣介石進行定性，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對蔣介石我們并沒有蓋棺定論，分歧還很大，而且會長期存在，要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通過長期的研究、討論來決定。
現(xiàn)在，對蔣我只能說三句話：第一，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復雜的人物;第三，這個人有功有過。具體而言，第一件大功是1926-1928年三年時間里，領(lǐng)導北伐戰(zhàn)爭，打敗了三個軍閥集團，結(jié)束了北洋軍閥在中國17年的統(tǒng)治;第二件大功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zhàn)爭期間，領(lǐng)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勝利。兩大過，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共產(chǎn)黨員和蘇區(qū)人民被殺害了26萬多人;第二就是1946年到1949年三年的內(nèi)戰(zhàn)，這是一次反共的內(nèi)戰(zhàn)，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愿望、不得人心的內(nèi)戰(zhàn)。
我不喜歡蔣這個人，但是作為歷史學家，要對歷史人物做到“愛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惡”。
羊城晚報：材料研究對歷史學家至關(guān)緊要。那么您對作為材料的蔣介石日記如何評價?
楊天石：我往往找尋檔案史料等第一手資料，諸如政令、報刊、期刊、當事人日記、來往函件、文章等。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公開的《蔣介石日記》，我一共三次去到美國查閱摘抄，這一批資料最大的價值就是比較完整，可以比較全面地了解蔣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在我看來，蔣介石日記是他自我道德修養(yǎng)的一種手段，通過記日記來反省自己。日記時間跨度長，內(nèi)容比較完整，也是他總結(jié)自己治黨治國治軍經(jīng)驗的載體，是不可或缺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珍貴史料。
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但并不等于說蔣在日記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然是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Y自己都說過，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梢?，蔣記日記有選擇性。同時，他的日記只反映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自然，他所反對的人、反對的事、反對的政黨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甚至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樣子。因此，只能說，蔣的日記有相當?shù)恼鎸嵭?，但不是句句真實、事事真實，而且真實不等于正確，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不看蔣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之后，如果什么都信，也會上當受騙。
羊城晚報：常言道，歷史研究是“聰明人下笨功夫”。您的書廣受歡迎，您在談話、講座時也善于講故事，深入淺出，給人印象深刻。那么您是怎樣將讀材料變得有趣的?
楊天石：歷史不是文學，不能有任何虛構(gòu)、想象，語言需要平實、明白、準確、流暢、精煉，如果能生動更好。但是，生動是很難達到的境界。既要生動，又要真實;如果生動而不真實，那就不是歷史。我在寫作中比較注意準確、流暢、精煉等，而不刻意追求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