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大學體系提供了創(chuàng)紀錄的錄取名額。這聽起來是個好消息——但我們真的需要更多人上大學嗎?而且，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大學嗎?

答案感覺應該是肯定的。教育是好事，不是嗎?但凡事都是有成本的。教育需要時間。我們可以堅持讓每個人全日制學習到45歲，但那肯定過頭了。如果那樣過頭了，或許一半的人口全日制學習到21歲也過頭了。至于大學，大學消耗了金錢和智力資源——把這些資源用到別的地方或許更好。

我個人偏向于強烈支持人們上大學，以及在各處建立大學。因為我在大學里學到的主要技能是撰寫有關經濟學的文章，而且在職業(yè)生涯的每一天我都在使用這個技能，所以即使是抽象的教育對我來說似乎都很實用。

而且，現在我居住在牛津。這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城之一。牛津的經驗顯然表明，大學能夠提供很多東西。這座城市的建筑和綠地格局都深受市中心擁有900年歷史的牛津大學的影響——總的來說是極大的積極影響。這里的美不僅吸引游客，也讓當地人陶醉。這里的音樂、劇院和博物館很棒;書店更是讓人神往。的確，牛津是英國房價最高昂、最讓人難以承受的地方，給居住者們帶來了無休止的難題——但即使這個難題也是成功的一種表現。

但這些只是一方面的例子。很多人并沒有用到他們在大學里積累的技能和知識。牛津大學夢幻的教堂尖頂在全球各地的大學中也并不多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是一所優(yōu)秀的大學，但據TripAdvisor的數據，紐約大學在紐約市內景點吸引力排行榜上排在第263位。(而牛津市內的十大景點中有9個都和牛津大學有關。)如果人們鏟平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換成一家酒店和公寓樓，社會科學界會痛心疾首，但我不太確定會有多少倫敦人注意到其中的差別。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是一所一流學府，但并沒有給同名城市華威帶來多少游客，因為這所大學既沒有作為景點的吸引力，也根本就不在華威。

因此建立更多大學的主張需要建立在一些平實的理由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娜?巴萊羅(Anna Valero)和約翰?范里寧(John van Reenen)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從統計學角度縱覽了世界各地的大學，他們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大學是否看起來提振了本地區(qū)的經濟。(這些“地區(qū)”的例子包括魁北克、伊利諾伊州、威爾士和新西蘭的北島。)

大學或許能夠提振本地區(qū)經濟，有幾個原因。大學能夠產出優(yōu)秀的年輕人，其中許多人在完成學業(yè)后會繼續(xù)留在大學所在地。大學還經常產生有用的發(fā)明。一些創(chuàng)新是無國界的——青霉素最早在倫敦被發(fā)現，在牛津提煉出來，現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買到——但很多研究想法會留在當地，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硅谷是圍繞著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發(fā)展起來的，而硅谷現在也沒有搬走。此外，大學還會通過教職工工資、學生貸款和其他本地支出源將中央政府的資金傳導到本地區(qū)。

巴萊羅和范里寧發(fā)現，大學似乎的確能夠提高本地區(qū)的收入。如果一個地區(qū)的大學數量翻倍——比如從5所提高到10所——該地區(qū)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預期會上升4%。如果這個地區(qū)的大學數量再翻一倍，從10所提高到20所，那么該地區(qū)的人均GDP將再上升4%。鄰近地區(qū)也會受益。這個影響并非微不足道。

巴萊羅和范里寧很確信因果關系并不是反過來的——這些地區(qū)并非預期到未來增長才建立大學。但他們不能確定是否有某種第三方因素起作用：比如，繁榮和大學或許都是強大能干的地方政府促成的。

經濟學教授布賴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對大學持更懷疑的態(tài)度。諷刺的是，他還即將出版一部名叫《反對教育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的新書。卡普蘭不無道理地指出，很多大學生似乎沒有學到任何與職場有明顯關聯的東西，但在畢業(yè)后，他們比非大學畢業(yè)生獲得了好得多的職業(yè)前景。為什么?

卡普蘭的答案是，教育是一個標志。如果雇主無法判斷誰聰明勤奮，一個學生可以通過擅長某項技能，比如拉丁文，來證明她是這種類型的人。拉丁文就像孔雀的尾巴：很貴，本身毫無用處，但卻是一種必要的投資。

在這個層面上，卡普蘭是對的，本科學位對社會并沒有價值：它們讓雇主為更聰明的員工支付更高的薪資，卻給其他所有人支付更低的薪資——而為了享受這種更高的工資，聰明人必須浪費時間和金錢費事取得一個學位。如果放棄這種做法，每個人可能都會過得更好。

誰是對的?我的內心是向著巴萊羅和范里寧的。但卡普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反面意見。我們共同讓大學入學考試和考官成為成功職業(yè)生涯的守門人。這樣做真的明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