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齡犯罪頻發(fā)，該不該降低刑責年齡？
有代表建議未成年人刑責年齡應從14周歲降至13周歲；也有代表建議綜合考慮孩子生理、心理特點，“降齡”應慎重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齡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時進入公眾視野，從黑龍江13歲男孩強奸案至湖南衡陽12歲男孩弒母案、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少女案，每一起案件都沖擊著公眾的神經。
該不該降低刑責年齡？對低齡惡性犯罪如何懲戒？罪錯少年背后各方的責任如何落實？全國兩會期間，“未成年人犯罪”成了代表們的熱議話題。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xié)會會長肖勝方。新華社記者 李賀 攝
熱議
刑責年齡應降低：
降齡符合當前國情，有利于維護公平正義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xié)會會長肖勝方表示，未成年人犯罪現(xiàn)象嚴重。“現(xiàn)在未成年人犯罪年齡越來越小，犯罪低齡化趨勢愈發(fā)凸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也在變大，手段殘忍，嚴重危害社會穩(wěn)定、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睘榇?，他建議，調整我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從原來的14周歲下調為13周歲。
“降低到13周歲，符合當前社會發(fā)展進程?！毙俜皆诮ㄗh中表示，13周歲的少年基本已經完成小學教育，就讀初中，其已具備相當?shù)谋嬲J能力和控制能力，已能夠理解其實施行為的性質和意義。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物質文化水平得以提高，許多未成年人十二三歲就身材高大，大腦發(fā)育較快，面貌成熟。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滁州大潤發(fā)工會主席陳建銀。受訪者供圖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滁州大潤發(fā)工會主席陳建銀也建議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擬提交《關于修改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議案》。
陳建銀表示，我國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1979年刑法確立的，當時未成年人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不能與現(xiàn)在同日而語，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符合我國當前的國情，建議將完全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由現(xiàn)行刑法的16周歲，調整為14周歲；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由現(xiàn)行的14周歲，調整為12周歲，即“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只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才能讓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威嚴，才能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彼f。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中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受訪者供圖
“降齡”應慎重：
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應基于數(shù)據(jù)科學研判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中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從事二十余年少年審判工作，她認為刑責年齡的降低與否，必須基于數(shù)據(jù)支撐，因此建議對涉罪低齡未成年人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總體情況如何，主要集中在什么年齡段，什么犯罪類型，后續(xù)如何處遇，重新犯罪比例如何，當前公檢法司、共青團、教育部門等的統(tǒng)計口徑都不統(tǒng)一，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p>
她認為，在數(shù)據(jù)平臺的支撐下，能科學合理分析研判，理性形成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看法。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實際上未成年人的心智不是更成熟了，反而是更混亂了?！标惡x說，比如網絡交友，他可能在網上經歷現(xiàn)實生活不可能碰到的事情，如果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跟不上，他不知道如何做價值判斷，也不知道如何做意識形態(tài)的過濾。
因此，她認為要綜合考慮到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點，調整刑責年齡不是簡單拍腦袋的事，不是看到某個惡性事件，就覺得應該降到13歲了，還是要慎重考慮。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xié)會副會長方燕。受訪者供圖
去年全國兩會時，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xié)會副會長方燕還持贊成降低刑責年齡的觀點，經過一年的調研，她的觀點開始轉變，“我原有的想法動搖了，為什么？一個就是低齡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在整個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觀講還是不占大多數(shù)，不具有普遍性；第二個，這些孩子為什么暴力犯罪？家庭的環(huán)境、學校的教育以及社會、網絡等等，帶給了這些孩子什么？這些孩子是不是也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整體缺失的一個惡果？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承擔責任？”
方燕認為，一味較真刑事責任年齡問題并非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手段；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意味著將有更多未成年人在監(jiān)獄受到刑事處罰。“由于未成年人認識能力較低，且身心承受能力較弱，適用刑罰很容易導致交叉感染，催生監(jiān)獄化犯罪人格。不僅不利于預防犯罪，還容易導致他們重新犯罪。”
建議
建立少年司法矯教替代制度
對刑責年齡是否降低的爭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法律對低齡暴力犯罪“無計可施”的窘境，在“一放了之”與“一罰了之”中間存在空白地帶。
針對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涉罪未成年人，《刑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家長或者監(jiān)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時候，也可由政府收容教養(yǎng)。
陳海儀表示，責令管教后續(xù)沒有跟蹤監(jiān)管，更沒有矯治，沒有反饋、測評。建議建立少年司法矯教替代制度，就是在公安機關確定責令管教之后，將涉罪未成年人移交給司法部門。關于矯教方式，參照社區(qū)矯正法予以實施，對該部分未成年人進行社區(qū)(含居家以及就學)強制矯教，可使用電子定位裝置。
方燕認為，應該激活收容教養(yǎng)制度。“隨著2014年勞動教養(yǎng)制度的廢除，收容教養(yǎng)制度飽受詬病和爭議，在實際運行中日漸式微。收容教養(yǎng)存在缺乏具體法律依據(jù)、適用對象、適用條件和期限不明確等實體問題；審批程序不公開、缺乏救濟等程序問題；以及執(zhí)行場所混亂、執(zhí)行方式單一等執(zhí)行問題?！?/p>
她建議，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繼續(xù)保留收容教養(yǎng)制度并加以完善，做出立法解釋使其具有法律依據(jù)，在審理和決定程序上實現(xiàn)司法化，在執(zhí)行上改變執(zhí)行方式和統(tǒng)一執(zhí)行場所，使收容教養(yǎng)制度能夠適應社會發(fā)展和實踐的需要。
在致公黨中央的提案中，也提及激活違法涉罪未成年人的專門教育及收容教養(yǎng)機制，來進行行為矯正、技能培訓及知識普及。設置未成年人社區(qū)矯正執(zhí)行機構，集中資源、因人施矯地開展工作，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分類管理。
應對家長進行強制親職教育
接受采訪的代表們都提及，未成年人犯罪有著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因素的影響。
“未成年人涉罪不僅是犯罪學的問題，也是社會學的問題，更是心理學的問題，醫(yī)學的問題。”陳海儀表示，對涉罪未成年人在進行庭前社會調查、心理測評的時候，也會覺得孩子挺可憐的，因為他處于不正常的成長環(huán)境當中。“你試想一下，一棵樹苗，整天不給它澆水，絕不可能長得枝繁葉茂?！?/p>
對于涉罪的低齡青少年，陳海儀認為應該完善親職教育的規(guī)定，建立違法涉罪未成年人家長的強制親職教育制度。由辦案機關在對未成年人作出處理的同時，一并決定強制其父母或其他監(jiān)護人接受一定時限的親職教育。“需要讓家長付出成本，沒有切實的‘疼’就會缺乏制約。”
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方燕認為家長要承擔孩子進行法制教育的職責?！凹热划斄烁改福鸵袚鸶改傅姆ǘ氊?，包括對孩子進行法制教育、性教育、生命教育等?！?/p>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律師協(xié)會會長尚倫生。受訪者供圖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律師協(xié)會會長尚倫生表示，家長也要“持證上崗”。孩子在不同的階段，家長要進行不同的教育?！凹议L也要在不同階段不斷的學習，這個證也要升級?！?/p>
最高檢第九廳廳長史衛(wèi)忠。受訪者供圖
訪談
最高檢第九廳廳長史衛(wèi)忠：
解決低齡犯罪需綜合施策
對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最高檢第九廳廳長史衛(wèi)忠坦言，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不容忽視，特別是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實施嚴重暴力犯罪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解決低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的關鍵在于，要針對未成年人的罪錯程度設置階梯式的多種實體處遇措施，實現(xiàn)矯治的個別化和有效性。
未成年人聚眾斗毆等犯罪人數(shù)上升
新京報：未成年人犯罪有什么特點？
史衛(wèi)忠：近年來，隨著我國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社會治理水平進一步提升，未成年人犯罪形勢總體趨穩(wěn)向好，未成年人涉嫌嚴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數(shù)量逐年減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整體平穩(wěn)。2019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14至16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445人，較2014年減少5890人，降幅達51.96%。同時，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占受理審查起訴全部未成年人的比例也呈同樣趨勢，2019年較2014年下降5.76個百分點。
但是，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不容忽視，如未成年人犯罪數(shù)量有所回升，流動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反彈，聚眾斗毆、尋釁滋事、強奸犯罪人數(shù)上升，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新京報：對于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不少聲音提出應降低刑責年齡，刑責年齡是否會降低？
史衛(wèi)忠：《刑法》雖然對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不負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規(guī)定了責令嚴加管教、政府收容教養(yǎng)等措施，卻因為過于原則，操作性不強，難以發(fā)揮作用，導致司法機關在“一判了之”和“一放了之”兩個極端之間左右為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隨著每一個個案的頻繁曝光，是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成為熱議話題。
前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相關負責人對此回應稱：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能否從根本上有效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論證。下一步，將結合有關法律修改完善工作，進一步研究在制度層面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分級干預處置機制和有效教育矯治措施。檢察機關將配合做好相關工作。
應按罪錯程度設置階梯式分級處遇措施
新京報：如何對待嚴重暴力犯罪的14歲以下未成年人？
史衛(wèi)忠：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會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環(huán)境的受害者。刑罰只是犯罪治理的一種手段，難以包治百病，社會問題還需綜合施策。
從國內外理論研究和實踐證明看，解決低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的關鍵在于，要針對未成年人的罪錯程度設置階梯式的多種實體處遇措施，供司法機關根據(jù)涉案未成年人的具體情況加以適用，以實現(xiàn)矯治的個別化和有效性。
近年來，為有效解決訓誡、責令嚴加管教、政府收容教養(yǎng)等措施操作性不強、適用率不高等問題，四川、上海、江蘇、河南、北京等一些地方檢察機關探索開展了臨界預防、分級處遇等工作機制，取得較好效果。
所謂臨界預防，一般是指對于“高危未成年人”，包括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有行政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及早干預，依法進行社會化幫教和必要的強制性矯治，預防犯罪或者再犯。分級處遇，一般是指針對涉案罪錯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涉案輕重程度、性質、情節(jié)等，采取不同的預防、幫教、監(jiān)管措施。
比如，自2016年開始，四川資陽檢察機關聯(lián)合公安機關建立信息共享數(shù)據(jù)庫，根據(jù)高危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情況和個性特征，分為黃色、橙色和紅色三個預警等級(“三色預警”)，開展差異性幫教。截至2019年底，共將390余名未成年人納入數(shù)據(jù)庫管理并進行三色預警，其中已對59名高危未成年人開展幫教，幫助16名輟學少年重返校園，幫助25名未成年人就業(yè)。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2019年11月，北京市檢察院與海淀寄讀學校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教育矯治工作機制的合作框架協(xié)議，三級檢察院共同組建專門學校工作團隊，將為開展臨界預防、分級干預及建立科學的罪錯未成年人矯治體系等工作探索有效路徑。
最高檢在2019年初下發(fā)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guī)劃》以及近日下發(fā)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中均明確提出，要探索建立臨界預防、家庭教育、保護處分等分級干預制度。接下來，我們將繼續(xù)加強對各地檢察機關探索經驗的指導總結，將成熟的經驗在全國推廣。當務之急的是，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協(xié)作配合，切實推動發(fā)揮專門教育、收容教養(yǎng)等制度的作用，對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不能再“一放了之”，促進“保護、教育、管束”有機統(tǒng)一，同時，積極推動在《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進一步完善相關規(guī)定。
新京報記者 王俊 王姝
